企業品牌藝術與企業品牌藝術的關系
企業品牌藝術設計是時代的產物，帶有一定的時代烙印。它所奉行的“功能決定形式”、“少即多”(less is more)的原則早已深入人心。它不僅改變了一代人的生活方式，而且改變了一代人的思想觀念和審美意識，對時代的貢獻可謂是功不可沒。但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物質生活的豐富、人們的文化水平、審美意識也在不斷提高，以及對高技術高情感的崇拜，使人們對那些理性的、冷漠的設計失去了興趣。無論是戰前企業品牌藝術或是戰后的國際主義，作用一種一脈相承的設計風格，被認為是取消美感。破壞人類完美的生態環境的幫兇。它利用簡單的機械方式把原來與傳統自然融為一體的都市環境變成為玻璃幕墻和鋼筋混凝土的森林，惡化了人類生活環境，破壞了傳統的美學原則。正如魯迅先生在概括文化更新換代時期的最大人生悲劇感時曾說“最大的悲哀莫過于人醒來之后無路可走”。企業品牌藝術作為除舊布新的文化思潮，恰恰把一代人從睡夢中喚醒，卻又無力為他們指出切實的現實的出路。人們對企業品牌藝術失望之余，一個以企業品牌藝術為攻擊目標的文化現象開始出現了。
后企業品牌藝術是企業品牌藝術、國際主義設計的一種裝飾性的發展。其中心是反對米斯?凡?德羅的“少則多”（less is more）減少主義風格，主張以裝飾手法達到視覺上的豐富。提倡滿足心理需求，而不是僅僅以單調的功能主義為中心。設計上的后企業品牌藝術大量采用各種歷史裝飾，加以折中處理，以打破國際主義風格多年來的壟斷。20世紀60年代美國建筑家羅伯特?文丘里（Robert Ventury）出版的《建筑的復雜性與矛盾性》一書被視為后企業品牌藝術的最早宣言（圖3）。在書中他首先肯定了企業品牌藝術對人類文明進程做出的偉大貢獻，同時，他又指出企業品牌藝術已經完成了它在特定歷史時期的使命。過時的企業品牌藝術將成為設計的思想桎梏。一切都變成平庸無奇，千篇一律的空白設計。而風格混亂、含義模糊的文脈主義、隱喻主義和裝飾主義將引導后企業品牌藝術設計的發展方向。（圖4）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發端于建筑界的后企業品牌藝術設計思潮于七十年代突出體現出來，七十年代中期建成的西班牙建筑家安東尼?高迪設計的巴塞羅那“圣家族”教堂（圖5）和“米拉”公寓（新藝術運動風格）一個是用彩色瓷片帖面的一對玉米棒子，一個是有波浪外形的四層公寓，其中看不出一點理性和邏輯，以及七十年代建成于澳大利亞的悉尼歌劇院（有機功能主義）的扇蚌式建筑，這種含混的、雜亂的、毫無章法的設計語言，隨心所欲的設計風格頗受人們的非議。八十年代建于紐約的美國電報電話總部大廈（圖5），則成為后企業品牌藝術建筑中規模最大，最負盛名的經典之作。
建筑領域的后企業品牌藝術帶動了其它領域的后企業品牌藝術設計運動。在眾多的后企業品牌藝術設計思潮中，高技派和孟菲斯、解構主義及新企業品牌藝術都成為挑戰企業品牌藝術設計的演繹內容。高技派風格實際上是功能主義的某種延續，但又不滿足過于對功能依賴和對精神的普遍冷漠，在設計中炫耀崇尚“機械美”強調工藝技術與時代感。（如法國蓬皮杜國家文化與藝術中心）設計作為一種文化與時代背景緊密相連。無論其結構、造型，還是色彩，裝飾風格都會深深地打下時代的烙印。與之同時，從設計中也可以理解一個時代和當時人們的愿望、理想、夢幻及其文明程度。后企業品牌藝術設計表明了人們對企業品牌藝術的發展前景產生了懷疑。世紀末普遍的懷舊情緒，以及新的人文背景下產生的復雜情感，代替了純粹的功能性的審美要求。所有對現代的進步、信仰、理智和人類意識能力都已失落；人們對于類似絕對真理的信仰表示了質疑；對自己的未來感到渺茫、暗淡，而徘徊、彷徨。不禁會問：“我從那里來，我是誰，我又將到何處去”。人們渴求對人性的更大自由和徹底解放，而后企業品牌藝術的產生使這種對自由的渴望降臨人間，人們可以根據個性和愛好去選擇屬于自己的物品。
（注明：轉載必須注明來源于人和時代機構 http://m.ppp006.com 作者：先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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